论我国乡村文明话语的新趋向
【内容摘要】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形态,乡村话语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,乡村话语也是国家话语及其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。改革开放以来,特别是21世纪以来,我国的乡村文明话语呈现出一系列新形态,乡村文明话语的振兴与发展面临新的机遇和挑战,综括我国乡村文明的话语形态,梳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文明话语的发展趋势,剖析乡村文明话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,提出乡村文明话语空间拓展、乡村文明话语振兴的方法和策略,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。我国乡村文明的建构,中国故事的叙写,需要切实把握中华文明的本质特点。乡村文明,或者说,田园文明,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方式,也是中华文明繁衍生息的重要方向。乡村文明话语既是中华文明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当前国家话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,是国家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
【关键词】国家传播;乡村文明;话语体系;策略
数千年以来,农业都是我国的立国之本,是我国社会生产力的重要来源之一。农业发展、乡村兴盛,我国的国力就增强,反之,则出现衰败。乡村文明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形态,乡村话语是乡村文明的重要载体,是国家话语及其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国的工业文明发展迅速,乡村文明建构也在加速。2018年,中央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,乡村话语空间的拓展,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和挑战。为此,综括乡村文明的话语形态,梳理乡村文明话语发展的历时沿革,剖析乡村文明话语发展的新趋向,提出乡村话语体系建构的方法和策略,具有重要意义。
一、乡村文明及其话语形态
1.乡村文明与乡村话语
“文明”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《易经·乾·文言》:“潜龙勿用,阳气潜藏,见龙在田,天下文明。”它表示社会的进步状态。在西方,“文明”一词源于拉丁文“civilitas”,意指有组织的、有秩序的,也表示社会的进步状态。后世,“文明”逐渐指人类在改造自然和社会的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,是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标志。[1]乡村,不仅是一种社会空间,而且是一种人类文明的形态。乡村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古代如此,现代依然如此。乡村文明,或者说田园文明,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方式,也是中华文明繁衍生息的重要方向。
“话语是一种媒介,也是文化和文明的符号。话语文明,是语言文明、媒介文明的一种表现形态,是国家文明的符号呈现。”[2]与其他文明一样,乡村文明也是通过话语体现出来,通过传播表达出来的。乡村文明话语既是中华文明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当前国家话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,是国家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乡村文明话语拥有自己的话语主体、话语空间、话语方式和话语方法,有自己的话语信息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。综括乡村文明话语的形态,就是综括乡村文明的形态。
2.乡村文明话语关键词的变迁
纵观我国乡村文明发展的历时沿革,可以看出,我国的乡村文明话语走过了封建小农时期、农村革命时期、集体农业时期、承包责任制时期、土地流转时期以及当前的乡村振兴时期。在不同的历史时期,乡村文明的话语形态也不尽相同。比如,在大革命时期,乡村文明呈现出如火如荼的战争状态,乡村话语主体成为中国革命的主体;在集体农业时期、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期,乡村话语都是国家的主流话语,乡村传播就是国家传播,乡村文明就是国家文明。“农民运动讲习所”“农村包围城市”“土改”“农业合作社”“人民公社”“大跃进”“农业学大寨”“农业现代化”“农村改革”“农民工”等等,构成了中国现代乡村话语体系的关键词。这些都是中国现当代农村话语体系的繁荣时期。曾几何时,农业成为国家发展的一面旗帜,中国农民也曾经坐上了人民大会堂的主席台。
但是,21世纪以来,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,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不断加速,乡村文明发展遇到了许多问题与挑战,空间萎缩、显现出疲态、乡村发展乏力、农业话语权丧失,以至于有的人甚至认为,我国的乡村文明已经凋敝、陷落。为此,国家先后掀起了新农村运动、城镇化运动,去年又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。这些都表明了我国政府力图振兴“三农”的决心和信心,一座座新城拔地而起,农村的城镇化运动一度蓬勃发展,这些为乡村文明振兴带来了新的生机。农业、农村、农民在工业文明迅速发展的空间中呈现出新的形态、新的趋向。
二、乡村文明话语的新趋向
改革开放以来,我国的“农民”形态不断转变、转移,我国的乡村文明、乡村话语呈现出新的形态、新的趋向。除了既有的农业话语之外,还出现了农村城镇话语、农村企业话语等等。农村在一定程度上已施行了城镇化、产业化。概括起来,我国乡村文明的话语呈现出以下新形态、新趋向:
1.乡村话语主体的新形态,从农民到工人,从村民到居民
改革开放初期,中国的乡村经济迅猛发展,乡村文明生机勃勃,这些为此后的工业发展、城市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与此同时,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,乡村的发展相对迟滞,人们赋予了乡村许多负面的关键词,比如“空心化”“崩溃”“陷落”“三农”丧失了话语权,等等。我们认为,“乡村崩溃论”“农村陷落论”是危言耸听,乡村并没有陷落,农民也没有失语,而是以不同的叙事方式、话语方式发声。农民工入城,以参与城市建设的方式,以高楼大厦、以各种产品的方式在发声。我国农民的形态出现了巨大转化:首先,一部分农民已经在城市务工,并成为了“工人”或居民;其次,大部分农民已经进入城镇生活,成为服务行业或小商业资产者;再次,成为了农村企业工人;最后,成为了农村的其他从业者,包括手工业者、农业公司务工者。这些都表明了乡村话语主体的转型。
2.乡村话语空间扩大,乡村信息生产与消费出现新态势
我国乡村文明的发展还表现在乡村话语空间的扩大上。有数据统计反映,“2011年,我国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,城市化水平达到了51.3%”。[3]这说明,我国的乡村文明话语空间在相对扩大,因为乡村人口的城镇化,使村民的数量减少,话语空间相对扩大。此外,乡村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的方式也发生了变化。《第42次〈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〉》显示,“截至2018年6月30日,我国网民规模达8.02亿,互联网普及率为57.7%。”[4]这其中就包括了乡村的网民。如今的乡村不仅拥有了与城市同步发展的互联网,而且村民也掌握了互联网技术,他们通过各种应用软件服务于各自的产业发展。“网络扶贫成为精准扶贫的工作途径”。[5]这表明,我国的乡村文明的话语空间建设,由实体走向了虚拟,为乡村文明的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媒介技术支撑。
3.公共话语政策供给力度加大
改革开放以来,关于“三农”或乡村发展的政策供给力度不断加大,呈现出增长趋势。从改革开放之初的联产承包责任制,到免除农业税、农村养老补给、新农村建设、精准扶贫、基础设施革命,再到当下的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年)》,我国关于乡村文明发展的路线图逐渐清晰明朗。这些政策供给,不但给“三农”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,也扩大了农民的权益,减轻了农民负担,扩大了乡村的话语权,使乡村话语在国家传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,使“三农”占据了近期国家发展中的话语权高地。
4.媒介技术普及,城乡话语场差距缩小
城乡之间的“剪刀差”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存在的问题之一,以乡村为基础,推动工业和城市的发展,进而通过工业反哺乡村,一直是我国发展的重要模式,这使城乡之间产生了话语差,城乡出现了不同的话语场。农民工进城、小城镇建设、精准扶贫与贫困人口搬迁使得城乡差距缩小。“农家乐”等形式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的传播。此外,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,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,城市与乡村通过网络空间连接在了一起。村民通过互联销售农产品,城市居民通过互联网购买农产品,已经非常普及。这些促进了城乡话语场的生成与发展,也促进了城乡话语体系的融合。
总之,我国的乡村文明,在话语主体、信息生产和信息消费的方式和方法、话语空间、话语场、政策供给等方面,呈现出了一系列的新形态、新趋向。适时把握上述新态势、新趋向,对认识乡村文明发展的现状与挑战,具有重要意义。
三、乡村文明话语面临的机遇和挑战
改革开放后,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,中国的乡村经济发展迅速。但是,随着改革的深入,特别是城市工业化的发展,大量的劳动力转向城市,农民工进城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壮观景象,给乡村的持续发展形成了巨大挑战。据前几年的报道,我国的自然村10年间由360万个锐减到270万个。每天中国都有80-100个村庄消失。[6]虽然,这个数据的真实性还需要进一步核实,但是,不可否认,我们的乡村发展遇到了严峻的挑战。去年,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,中央提出了“乡村振兴战略规划”,并上升为国家战略。这为我国乡村的发展振兴提供了巨大契机。与此相应,我们也不得不思考乡村文明建设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。
1.是城镇化,还是乡村化?
改革开放40年来,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令世界瞩目,但是,工业化、城市化的发展,使乡村生产力不断向城市转移,这比较大地影响了乡村文明的发展。近些年来,国家在发展战略重点的选择方面,在城镇化、城市化和乡村化之间出现了摇摆,曾经一度出现过大规模城镇化、城市化的倾向。因此,在话语主体的塑造方面,是培养乡村村民,还是城镇居民,摇摆不定。单一的城镇化、工业化、城市化,令乡村发展迟滞,由此带来的是许多乡村出现了污染,田园诗般的乡村遭到了破坏。因此,城镇化,还是乡村化,是一对矛盾,也是一种挑战。
2.是发展单一的工业文明,还是也发展农业文明?
改革开放后,中国的农村改革首先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强力支撑。但是,随着城市工业化步伐的加快,城市文明开始成为国家发展的主旋律,国家话语逐渐由“三农”转向企业,转向了城市。以至于有些人认为:“中国农村逐渐衰落,并远远落后于时代的发展,传统的农村经济沦为以城市经济为主的工业经济的补充。”[7]“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扩张,我国逐渐向‘陌生人社会’转型,却以乡土文化的‘集体性沦陷’为代价。”[8]乡村文明呈现出落后态势。这促使国家加强了对乡村的政策供给,出台了乡村振兴战略规划,也促使我们重新思考未来国家文明的发展形态,是继续单纯地发展工业文明,还是同时也着力发展农业文明,是一对矛盾。
3.是建设单一的城市文明,还是也建构乡村文明?
发展城市文明,还是乡村文明,抑或两者兼融共同发展,我们的战略是存在偏颇的。在过去的40年中,中国城市文明的发展速度,要远远超过乡村文明的发展,这使我国的乡村文明发展出现了迟滞。因此,有人认为:“当前农村正在由人口空心化逐渐转为人、土地、产业和基础设施的农村地域空心化并产生大量的‘空心村’。农村空心化直接导致农村‘三留守’人口增多、主体老弱化和土地空弃化。”[9]“在大力推进工业化、城市化的今天,不少地方受GDP崇拜和不正确的政绩观等因素影响,认为只有工业文明、城市文明才是现代文明的代表,才是人类文明的标志,农业文明则是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相对应的最落后、最腐朽、最该抛弃的文明。”[10]这种看法显然是错误的。发展单一的城市文明,还同时也发展乡村文明,既是一对矛盾,也是一种挑战。
从西方现代化文明的发展中,我们可以看到,城镇化、城市化只是现代文明建构的路径,并非目的,目的依然是乡村化、田园化。当前,国家“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”的发展理念,正在消除中国工业化、城市化带来的弊端。城镇、城市是田园中的城镇和城市,乡村是城镇和城市中的乡村,才是我们发展的目的。我们认为,应该首先以发展乡村文明为基础,以此推动城市文明的发展,若仅仅发展城市文明,则将失去我国整体文明发展的基础。我们所要的是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融合发展,而不是单打一。
四、乡村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
我国乡村文明的建构,中国故事的叙写,需要切实把握中华文明的本质特点。“中华话语文明的本质是什么?众说纷纭,莫衷一是。我们认为,它就是田园。……田园文明才是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。……田园诗般的文明,才是中国发展的方向。”[11]因此,乡村化、田园化是当下乡村文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点。
1.提高乡村文明主体的话语能力
农村话语体系的建构,首先是话语主体的建构,即农村人的建构、文化的建构。扶贫,首先是扶植话语主体,而且应从婴幼儿开始。农民并不缺少话语权,而是缺少话语能力,缺少话语空间,缺少话语主体的代表。如果说乡村存在失语现象,那么首先是话语主体话语能力的丧失、话语权利的丧失。因此,恢复乡村活力,重振乡村文明,首先应该重视乡村话语主体———乡村人的全面发展,提高乡村人的素质,特别是乡村人的话语能力,使之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中发挥主体作用,这是乡村文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中之重。
2.拓展乡村文明的话语空间
乡村文明话语空间的建构,是乡村文明话语体系建构的重要方面。乡村文明的发展,不仅仅是乡村实体空间的建构,还应包括虚拟空间的建构;也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乡村本体话语空间的建构,而是乡村国家话语空间的建构,是乡村文明意识在城市话语空间中的建构。可以说,目前我国的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年)》已经把乡村文明话语空间的建构上升到国家高度:要“按照主体功能定位,对国土空间的开发、保护和整治进行全面安排和总体布局,……加快形成城乡融合发展的空间格局。”[12]唯有如此,才能使乡村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落到实处,才能使乡村文明建设成为国家战略。
3.加强乡村文明的价值传播
乡村传播的根本,首先是价值观念的传播。而价值观念的传播,不应仅仅是对乡村的传播,而是对全国的价值观念传播。乡村文明传播的重点,既在乡村,更在城市,在社会的各个阶层。首先,国家应该树立以乡村文明发展为国家发展基础的价值观念,树立乡村是我国生产力主要来源的观念; 其次使国家价值观念在乡村普及,提高乡村人的文化、文明素质,实现乡村人的全面发展,使之成为乡村文明建设的主体,成为乡村文明发展、城市文明发展的主动力。
4.建构乡村文明的新篇章
乡村文明话语的发展,最终还是要在乡村和城市建构田园文明的新篇章。在2018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年)》中提出了“构建乡村振兴新格局”的宏伟设想,“坚持乡村振兴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,统筹城乡国土空间开发格局,优化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,分类推进乡村振兴……”[13]其核心应该就是谱写乡村文明的新篇章,实现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的共同发展。“做到城乡两种社会结构、两种空间、两种文明的相互融合、协调发展。”[14]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年)》为我国近期乡村文明话语体系的建构指明了方向。
综上所述,乡村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,古代如此,现代依然如此。乡村文明,或者说,田园文明,是中华文明的主要方式,也是中华文明繁衍生息的重要方向。乡村文明话语既是中华文明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当前国家话语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,是国家传播的一个重要方面。改革开放以后,我国的乡村文明话语呈现出新的趋向。加强“三农”传播研究,建构农村话语体系,讲好乡村文明故事,是国家传播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,也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时代命题,亟待开发、挖掘、丰富和完善。
注释:
[1]陈汝东:《论语言文明》,《语文建设》,1996年第11期。
[2][11]陈汝东:《论中国话语文明的历史走向》,《现代传播》,2016年第6期。
[3]柳博隽:《何谓现代乡村文明?》,《浙江经济》,2013年第19期。
[4][5]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:《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?》,http://www.cnnic.net.cn/hlwfzyj/hlwxzbg /hlwtjbg /201808 /t20180820_70488.htm,2018年8月20日。
[6]符晓波:《村庄消失,城市能繁荣吗?》,《中国新闻周刊》,http://opinion.Huanqiu.com/opinion_china/2012 - 11 /3244669. html,2012 年11 月 5 日。
[7]刘学瑞:《生态文明语境下的乡村文明建设》,《重庆与世界(学术版)》,2015年第7期。
[8][14]曾天雄、曾鹰:《乡村文明重构的空间正义之维》,《广东社会科学》,2014年第6期。
[9]《“人的新农村”建设新型乡村文明》,《城乡建设》,2015年第2期。
[10]刘奇:《重塑农业文明的现代尊严》,《中国发展观察》,2012年第12期。
[12][13]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《乡村振兴战略规划(2018-2022年)》,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,http: / /www. gov. cn /xinwen /2018 -09 /26 /content_5325534. htm,2018 年 9 月 26 日。
(作者卢雪花系延边大学朝汉文学院副教授;陈汝东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【责任编辑: 张国涛】